造富效应，让教育改革走入迷途/李忠辉
    中国校友网今年年初发布了一份《2011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》，特别单列了“2011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”。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宣布，“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，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元富豪，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。”
    老李以为，这些消息只有炒作价值，不可轻信而当作学校选择的参考因素。媒体炒作这些消息，恰逢高考结束，其功利性显而易见。
    “造富”效应，是高校的商业化思维的集中体现，因为高校的激烈竞争，导致各个话题与因素的“血拼”。其实高校的比拼，从初中、高中就开始了，状元数量，重点本科率，中考录取分数线等等，在这些看起来有说服力的数据背后，忽略的恰恰是人格培养，综合素质培养这些难以量化的因素。
    报告指出，“造富”能力强大的高校也恰好是一批名校，清华、人大、复旦、浙大一个不少。这些学校从相对高的录取分数线及庞大的学生人数上，就占了群体智商和基数大的优势——就是说，如果这样了还不出几个富翁，那就是失败和丑闻。
    “统计发现，通过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多年来对我国政界、学界和商界杰出人才的教育背景调查发现，产出科学大师、政界领袖能力强的大学，也是我国造富能力强、校友创富能力强的大学。”校友会网如此不吝溢美之词，很有点献媚的姿态。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学术主任蔡言厚认为：“北大能诞生这么多的富豪，正表明北京大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国内顶尖高等学府。她在中国高校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。”
    ——老李的问题是：富豪数量与高等学府的顶尖层次，如何挂钩，我只看到了结论，而不是逻辑关系和分析；北京大学的确很优秀，但我决不认同这个逻辑：你把高个子人才选拔进一个团队，然后宣布，这团队能够培养高个子的人才。
    一般而言，实现自己理想，才算成功，而各种帮助实现人生理想的能力，到底该如何衡量？作为一个国内一流学府的校长，把富翁们的成就当作自己脸上的“贴金”，我为之脸红。
    这些亿万富翁，相对学府过去培养的毕业生总数，从数学概率看，也是极其偶发性，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；学校的品牌和所学习的专业，对这些富翁的“成功”有多大的贡献程度，似乎也没有可信的逻辑数据和分析。尤其是在所谓“富翁”人群当中，北大学习的专业知识，是否导致当事人走向成功的核心能力的构成部分，是否成功的关键要素？无从得知。
    当然，不排除各个高等学府的MBA教育，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，为孵化出更多的创业人才竭尽努力，但中国高校的教师构成，很多是脱离创业和企业经营一线的，这和国外的差距，不是一般的大。很多富豪出自大学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高校非要把人家的成就与自己牵扯上关系，而大多数富豪却不去戳穿谎言，我们就只有会心一笑了——且不说乔布斯、扎克伯格、盖茨等一流的创富人才都是名校的辍学生，就连一些成功的商界领袖都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大学教育制度。中国也有一个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。
    类似的排行榜，美国也有，《福布斯》杂志公布的“美国造富大学排行榜”，哈佛大学因造就了50名在世的全球亿万富豪而名列榜首。由于培养了众多富豪级的校友，哈佛也因此而成为全美接受捐赠资金最多的大学，获捐金额高达350亿美元。
    老李看国外的排行榜，注意到了一个捐赠数量的细节，也因此思考：比拼富翁数量，意义不大；但是，如果比拼富翁及学术成就者对学校的捐赠，对社会的捐赠，这至少可以感动每一个社会中的人，也因此，对捐赠者出身的学校充满敬意。捐赠者的数量与捐赠金额，才是学子对母校的认同和感恩，是一个硬指标。
    如果按国际惯例，很多世界级的名校，都会比拼一个数据，那就是毕业生的薪金水平——虽然这一个财富考核的指标依然有局限，但至少对衡量毕业生的社会价值，有更基础的代表性。
    巧合了，今天我转发的一个微博，被意外地踊跃转发：某年北大开学，一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实在太累，把包放路边。正好看见一老人，就拜托他替自己看包，自己则轻装去办手续。近一小时后学子回来，老人还未离开。几日后开学典礼，学子惊讶发现老人竟是北大副校长季羡林。白岩松听过这故事，强烈感慨：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。
    这故事说的不是财富，又岂不是说财富，故事同样发生在北大，我们不禁唏嘘：曾几何时，我们的教育目标却只有富翁和财富了呢？
    成为富翁，只是一部分人而不是全部人的人生理想。因此，用亿万富翁的数量来号召大家填报北京大学，是一种误导；同时，也是对北京大学所培养的非富翁人才的人格亵渎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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